贝类抗病指标的选择
岳欣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对任何性状选育的实现基础在于所选择性状需要具有可遗传性。抗性的遗传基础较为复杂，虽然也存在单基因控制的疾病，如由 I 型兰尼定受体基因（rhyanodin receptor，RYRI）控制的猪应激综合征（porcine stress syndrome，PSS）是单基因隐性遗传病，但大多数的抗性并非由单基因控制，而是由多基因共同控制的数量性状。贝类的抗性亦如此。根据“纯系学说”和“多基因假说”的研究理论，这些由多基因控制的抗性作为一种数量性状，是可以遗传的，并可以通过选育（selection breeding）的方式得到抗性加强的个体或群体。Hervio等71通过病原感染实验,发现欧洲平牡蛎中抗包拉米虫（Bonamia ostreae）的选育系后代对该疾病的抵抗能力有明显增强。Degremont 等72通过对牡蛎进行针对“summer mortalities”的两代抗性选育及存活率分析，发现选择育种计划可以提高牡蛎的存活率，抗性在牡蛎中是可以遗传的性状，这些研究证明抗性选育在双壳贝类中是可实现的。
对任何性状的遗传改良都必须有其特定的考量标准。总的来说，针对疾病的反映无外乎两种，易感（susceptibility）和抗性（resistance）。究竟是易感还是抗性就需要有相应的评判标准。对其他性状的评判标准一般都比较直观且测量方便，比如体重。而大部分抗性没有可视的表型评价标准，一般只能通过测量致死率的大小来判断抗性的强弱，给选育的过程带来麻烦，这也是抗性选育相较于其他性状选育的困难之处。
由于贝类的抗性选育工作基础薄弱，开发能准确反映宿主在受到特定病原刺激时的免疫状况的指标是必须开展的工作。除了直接的致死率数据，一些研究者通过研究将希望寄托于免疫效应因子等生化指标。例如 Peters 和 Raftos73以及 Newton 等74通过研究悉尼岩牡蛎（Saccostrea glomerata）发生由马尔太虫引起的 QX 病时酚氧化酶的酶活变化，发现悉尼岩牡蛎在暴发 QX 病时酚氧化酶的表达被抑制了，另外被选出的对 QX 病有抗性的悉尼岩牡蛎比那些野生型牡蛎有明显更高的酚氧化酶活性，并且抗性牡蛎都存在同一种异常的酚氧化酶的构型（isoform）。对长牡蛎（C. gigas）的研究也显示在不同的家系之间酚氧化酶活性明显不同。这些都暗示牡蛎在应对 QX 病时酚氧化酶活性的提高不是偶然的，而是由遗传基础所决定，进一步证明水产养殖贝类的选择育种能够通过提高免疫功能获得改良的抗性。同时酚氧化酶等免疫相关分子在抗性中可能作为微效基因起作用，可以作为选育过程中的指标指示育种的进程和效果。
当然，酚氧化酶在针对寄生虫疾病中起作用并不代表它在对抗其他疾病中也起作用，要根据针对不同病原的免疫机制选择相应的免疫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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