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猪育种方法落后 做好品种定位是关键

    目前，我国猪育种方法落后，欧美等种猪发达国家自20 世纪90 年代就实施种猪育种公司、商品种猪场、商品猪场、屠宰场数据联合,采用先进的种畜遗传评定方法BLUP,实现全国性联合育种。联合育种是在较大范围(地区、全国)内有效地应用现代育种理论和技术如BLUP,进行种猪跨场的联合遗传评估,联合育种大大扩大育种群规模,增加群体遗传变异,提高公猪选择强度,提高遗传评估的准确性,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提高了育种进展。

　　而我国多数种猪企业引进种猪后,多采用传统的保留血统的表型选择和简单单性状或多性状指数选择,只能一定程度延缓品种退化速度,不能取得较好进展。

　　在猪育种这一块，我国最主要的问题还存在于对品种定位尚没有形成共识。

　　首先,应确立以世界三大品种 D、L、Y纯种种猪为主要培育品种。20世纪80年代我国利用引进种猪改良本地品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猪肉供应紧张局面,但经济全球化、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再用洋猪改良土种猪的育种方式已不是做强种猪产业,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发展方向。我国过去10 年猪育种实践中,很多育种工作者采取跟踪发达国家生产模式的方法,片面追求育成新品种或新品系,多采用地方品种引入国外猪种血统培育“折中”品种,这些“折中”品种的质量参差不齐,在生产性能上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主要经济性状一般低于高值亲本,如繁殖性状与猪肉风味不及母本,生长与胴体性状不及父本。同时,由于育成时间较短,遗传稳定性较差,品种特征容易分化,生产性能不高且不能维持,使得不少育成品种在通过鉴定后便呈现一定程度退化的趋势,推广应用价值达不到预期的效益,最后淡出主要种猪市场。从我国过去的培育品种如哈尔滨白猪、上海白猪、伊犁白猪、汉中白猪、三江白猪、湖北白猪等在今天的市场占有率状况就可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而世界发达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间,纷纷成功培育出适应本国环境的高产高效本国品牌杜洛克(D)、长白猪(L)、大白猪(Y)品种,生产性能显著提高,如丹麦Landrace猪日增重1957～1958 年为685g,1975 年为735g,1985 年为849g,1996 年为960g;饲料利用率1975年为3.02,1985年2.54,1994 年2.38;胴体瘦肉率1975 年为62.1%,1985 年为65.7%,1994 年为66.2%;丹麦大白猪1960 年从英国引进,1970 年从美国、加拿大、瑞典引进,1994 年测定瘦肉率与Iandrace相近,日增重982g,饲料利用率2.282;北美地区如加拿大经过20 年的全国遗传评定也已从种猪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D、L、Y纯种猪出口国,他们的成功模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学习。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做好品种定位，坚决确立培育适应我国环境的 D、L、Y 纯种种猪的育种目标不动摇。D 、L 、Y 品种具有繁殖性能优、生长发育快、饲料转化率高等显著优点,是世界种猪产业主打品种。必须全国一盘，棋、目标统一、建立区域化遗传评估组织, 以培育“中系 D 、L 、Y ”为战略目标。目前世界上已经培育了丹系D、L、Y,法系D、L、Y,英系D、L、Y,美系D、L、Y,加系D、L、Y,澳系D、L、Y 等等,中国也应该培育出适应本国地理气候的D、L、Y 品系。在政策上、项目研究上应重点向 D 、L、Y育种倾斜,特别应鼓励科研、生产、职能机构三方的协同攻关。

　　再者，坚持联合育种的方向。由于种猪大多数经济性状是低遗传力数量性状,传统选择方法遗传进展缓慢,必须大范围选择优秀个体,跨场基因融合,建立多个跨区域联合育种平台,实行统一遗传评估体系。联合育种应具备四大基础:种猪登记制度、客观性能测定、遗传联系和跨场联合。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种猪登记、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统一数据管理系统、跨场联合遗传评估、种猪跨场选择与利用、人工授精体系以及网络信息系统。从大方向来说,我们必须狠抓这四个基础的工作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只有这样,联合育种工作才能发挥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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