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下旬，江苏省某市某奶牛场送检的血清样品70%被诊断为布鲁氏菌病抗体阳性。该省实行布鲁氏菌病非免疫净化策略，从未出现过如此高的布病血清流行率。为了解此次疫病发生经过，追溯疫病来源，评估扩散风险，按照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对此次暴发开展了调查。

　　近半年出现流产、死胎的怀孕母牛或布病虎红平板、试管凝集垂直试验检测阳性牛，符合上述情况之一，作为此次调查的病例。

　　采取结构性问卷的方式对场内包括调运、混群、授精、临床症状等信息进行调查。

　　了解发病场饲养管理、卫生管理基本情况，简单绘制发病场布局，了解疫情空间分布。

　　通过查阅发病场原始生产资料，了解近半年该场奶牛人工授精、生产及出现流产、死胎等情况，绘制流行病学曲线，了解疫病时间分布。

　　对全场所有奶牛采集血清样本检测，通过布病虎红平板和试管凝集试验进行垂直试验检测。

　　发病场地势较高，场区东、南、西3面有铁栅栏阻隔，北侧为农田，位置相对独立，周边无其他养殖户或养殖企业。进场处设有消毒间和消毒池，场内无生活区，各饲养区虽独立设置但无有效隔离措施，堆粪区靠近高产牛饲养区，场内无隔离舍，引进牛直接混群（图1）。

    

　　该场存栏538头奶牛，其中1岁龄以下犊牛125头，成母牛413头，经布病虎红平板和试管凝集垂直试验检测抗体阳性152头，可疑27头，袭击率28.3%。

　　自2012年12月20日出现病例以来，场内连续发病，13年1月疫情出现高峰后开始缓和（图2），至调查时共发生32起流产死胎病例，流产率由正常水平上升至45.7%。

    

　　病例分布无明显的空间特征，除2月龄以下犊牛饲养区外，其余饲养区均有抗体检测阳性病例，且分布较为均匀，可能与该场调入牛后按年龄直接混群有关。

　　定性风险分析表明，从场外调入病牛，是此次疫情的主要风险因素。发病场分别于2012年6月、11月、2013年3月调入3批牛，其中2012年11月由某场调入177头，后经实验室确诊，布病抗体阳性71头，其它两批阴性。其它与此次疫情可能相关的风险因素如精液、饲料、车辆、人员等均被排除，并且分析表明，发病场所产牛奶均直接灭菌处理，场内人员后经血清学检测布病抗体均为阴性，疫病经该场向外传播扩散的可能性较低（表1）。

     

　　溯源结果显示，发病场2012年11月调入的外场牛，部分为来自西部某省通过非法途径交易的淘汰牛，东西部扑杀补贴的差异是造成此类非法交易的可能原因。该批牛调入前，发病场从未发生过布病病例，从绘制的流行病学曲线观察，调入该批牛后约1个月时间，该场开始出现流产、死胎病例，在时间上符合布病传播的流行病学时间节点，因此视为此次疫情主要风险因素。

　　现场调查显示，发病场未设置隔离观察区，所有调入牛均按年龄或生产性能直接混群，从流行病学曲线的类型观察知，此次疫情并非典型的点源性暴露，疫病在场内迅速扩散，实验室检测数据也显示2012年11月调入的177头牛中，71头为布病抗体阳性，直接将这些病牛直接混群，导致了疾病在发病场内迅速扩散。

　　调查显示，发病场周边并无其它养殖企业，场内工作人员事后经诊断均为布病抗体阴性，故通过人员向外传播疫病的可能性较低。此外，发病场储奶室配备自动灭菌装置，每日产奶即时灭菌，疫病通过牛奶向外传播的可能性小。综上，此次疫情扩散可能性低。

　　此次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动物非法调运引发的疫情，除采取扑杀发病场阳性及疑似牛（图3），禁止场内存栏牛调出，要求牛舍全面消毒，对场内存栏牛进行抗体连续监测，随时扑杀阳性牛，同时要求设立隔离舍等措施。值得思考是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这涉及对目前布病防控策略的改进。以内蒙古羊布病为例，有研究通过传播动力学模型模拟发现，以目前针对成年羊的消毒、免疫等传统净化措施即便覆盖率达到100%，也不能有效的根除疫病，而对羊羔和成年羊采取上述净化措施，则能更好的控制和预防该病[6]。此外，近年因人员流动和动物调运引起的非疫区感染病例增多[57]，对相关区域的市场价格预判及加强对流通环节的监管能有效预测和预防类似本文中所述事件的发生。所以，新形势下的布病防控，不能仅停留在消毒、免疫净化等单一的方法上，传播动力学模型、市场价值链分析、利益相关者“知、信、行”调查等流行病学方法，应逐步纳入科学防控的范畴，在未来疫病防控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张晨飞，陈昌海，董永毅，董永毅，刘耀兴；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王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