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纵向协作模式的影响。这组变量中的合作社模式和协议模式都正向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从边际效果来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加人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概率比未加人合作社的养殖场户平均高。调査发现，合作社与生猪养殖场户的利益关系主要体现在技术培训、疫病防治和保险三个方面。其中技术培训是生猪养殖场户了解可追溯食品的主要渠道之一，大大提高了养殖场户的溯源意识；疫病防治有助于提高生猪养殖场户的猪场管理水平降低了生猪病死率，规范了生猪养殖场户的生产行为减少了养殖场户对溯源追责的担心；保险是维系合作社与生猪养殖场户利益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许多养殖场户为了获得生猪投保资格而加人合作社而合作社则对养殖场户做出耳标佩戴等方面的要求，并向养殖场户强化溯源追责的意识。总之合作社上述三方面的工作为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创造了良好条件，既提高了养殖场户的溯源意识又规范了养殖场户的生产行为因此加人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

    另外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通过市场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概率比通过协议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平均高。协议交易通过口头或书面合同的形式比较稳定地维系了生猪养殖场户与生猪流通商之间的生猪销售关系有时协议双方还会约定生猪价格，由此减小了生猪价格的波动幅度’降低了生猪养殖场户的市场风险。相比协议交易市场自由交易的生猪销售渠道无法保障同时养殖场户更不具备议价能力，通过市场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希望通过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打开销售渠道同时也希望通过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获得一定的议价资本因此，这部分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

（2）养殖场户主对食品可追溯体系认知的影响。这组变量中的可追溯食品认知水平正向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从边际效果来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知道可追溯食品的养殖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概率比不知道可追溯食品的养殖场户平均高。知道可追溯食品的养殖场户往往比不知道可追溯食品的养殖场户具有更高的溯源意识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接受程度也更高，因此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

（3）生猪养殖基本情况的影响。这组变量中的养殖规模正向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从边际效果来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能繁母猪数量在头及以上的养殖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概率比能繁母猪数量在头以下的养殖场户平均髙。北京市将能繁母猪数量在头及以上或者生猪存栏数量在头及以上的养猪场界定为规模化猪场规模化猪场的管理水平要高于非规模化猪场由此导致：一方面，规模猪场的生猪养殖标准化程度高于非规模化猪场，对于生猪养殖的质量控制往往更严格；另一方面，规模猪场的生猪病死率也要低于非规模化猪场’病死猪带来的损失更低冒险将病死猪卖掉或者扔掉的可能性更小。并且规模化猪场在耳标佩戴、养殖档案建立等这些猪肉可追溯体系基础工作开展方面通常做得更好。因此能繁母猪数量在头及以上的养殖场户对于溯源追责的担心更小，也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

（4）养殖场户主基本特征的影响。这组变量中的文化程度和风险态度都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但二者作用方向不同，其中文化程度是正向作用风险态度是反向作用。从边际效果来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养殖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概率比具有高中以下学历的养殖场户平均高。具有高文化程度的养殖场户主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往往更高，因此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另外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风险厌恶型养殖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概率比风险偏好型和风险中立型养殖场户平均高。生猪养殖过程中风险厌恶型养殖场户在饲料添加剂使用、兽药停药期和防疫等方面表现得更加中规中矩，通常不会冒险做出违法违规的行为，相比风险偏好型和风险中立型养殖场户对于溯源追责的担心更小，因此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