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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猪养殖场户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认知与参与意愿
目前与可追溯食品相关的概念或词汇较多,比如可追溯食品、食品可追溯体系、食品可追溯系统等,叫法众多但内涵都是一样的。为了避免因叫法不同而出现调查结果偏差在调查时会对受访者进行适当提示提示内容为“可以实现食品‘从田园到餐桌’生产全程质量安全信息的跟踪追溯”。调查发现,的生猪养殖场户知道可追溯食品其中,的人表示“非常了解”的人表示“比较了解”,“知道一些”的比例最高达到另有的人表示“很不了解,只听说过”。生猪养殖场户了解可追溯食品的渠道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培训讲座、电视广播和政府公告分别占知道可追溯食品养殖场户数的和。
由于有近一半的生猪养殖场户不知道可追溯食品,因此,首先对受访养殖场户进行关于可追溯猪肉的科普宣传可追溯猪肉被定义为“对猪肉的生猪养殖、生猪流通、生猪屠宰加工、猪肉销售等环节的质量安全信息进行跟踪记录,当出现猪肉质量安全问题时可以追查到责任人”;其次,询问受访者“如果政府或企业对您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额外成本进行补贴,但需要您平时做好耳标佩戴和生猪饲养情况记录工作,并且一旦您养殖的生猪因饲养原因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可以追查到您您是否愿意参与这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这主要基于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主要体现在耳标佩戴和养殖档案建立以及养殖场户认识到猪肉零售终端追溯查询的实现等方面。调查发现,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较高的人表示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但同时也应认识到的人“不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生猪养殖场户是否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直接取决于养殖场户对预期益处和预期困难的权衡。如表所示,养殖场户预期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给自己带来的益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可以“保证生猪质量安全更对得起良心”;二是可以“获得更高生猪收购价格”;三是可以“更易于生猪销售”。养殖场户预期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给自己带来的困难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认为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太繁琐,太耗费时间和精力”;二是认为“不会获得明显额外收人没什么动力”。
(二)不同纵向协作模式下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
理论上来说,与生猪养殖场户有直接关系的纵向协作模式包括市场自由交易模式、合作社模式、口头协议模式、销售合同模式、生产合同模式和纵向一体化模式然而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真正与生猪养殖场户有直接关系的纵向协作模式只有市场自由交易模式、合作社模式、口头协议模式和销售合同模式并未发现生产合同模式和纵向一体化模式,因此本文将合作社模式和协议模式作为主要研究的两种纵向协作模式。
通过纵向协作模式与生猪养殖场户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的交叉分析可知(如表所示),加人合作社的养殖场户表示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比例比未加人合作社的养殖场户高,通过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表示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比例比通过协议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高,说明加人合作社和通过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都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交叉分析呈现了纵向协作模式与生猪养殖场户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但很难据此确定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因此有必要进行计量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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