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我国最大的猪肉进口来源地，2013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猪肉36.5万吨，占我国猪肉进口总量的比重高达43.43%，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第4大美国猪肉出口市场。2009年H1N1型流感暴发，中国暂停从美国进口猪肉。2011年5月中国解除对美国猪肉的进口限制，两国猪肉贸易逐步恢复正常。美国是世界上猪肉产业最发达的国家，种猪繁育—育肥猪生产—饲料加工—疫病防治—屠宰加工—冷链运输—市场终端等猪肉供应链环环相扣，国际竞争力很强；其在生猪养殖技术、合同养殖模式、生猪废弃物处理、猪肉品牌建设、差异化和规模化经营以及跨国投资等方面全球领先。

     2013年，美国的猪肉产量为1461.56万吨，其国内的消费量为866.8万吨，需要通过出口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同年，我国的猪肉产量为5493.03万吨，消费量为5609.6万吨，需要通过进口补充国内消费和储备。中美猪肉产业合作和贸易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有利于增加美国生猪养殖户和猪肉加工企业的收入。2014年6月双汇国际耗资71亿美元收购世界最大的美国猪肉加工企业Smithfield，通过并购，双汇控制了2500家美国大型生猪养殖场，获得了美国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技术、国际知名的猪肉品牌和国际市场营销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完善了双汇的跨国供应链。双汇的跨国并购必然会增加从美国的猪肉进口，深化中美猪肉产业合作，但其前提是要正确掌握美国的猪肉产业政策。

     美国生猪产业的发展趋势包括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存栏集中化，生产专业化，屠宰加工深入化以及品种优质化等[1]。随着生猪养殖的专业化和产业化，美国的生猪养殖场规模在扩大，数量在减少[2]。

     巨大的利润空间以及规模经济效应是美国生猪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驱动力[3]。当前美国的猪肉行业由少数大型的生猪生产和加工企业组成，形成了垂直的生产加工结构，并通过合约生产的组织形式，在减少风险的同时，提高年屠宰能力[4]。WilliamDM等[5]认为，合约生产的产业组织下，大型的猪肉生产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能够榨取更多的中间利润，但可能带来相应的垄断问题。虽然通过应用先进技术、利用规模效应以及饲料的配制技术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TerryCof-fey[6]认为，虽然饲料利用率的提高使得生猪头均排泄物中的富营养成分减少，但是大规模专业化的集中养殖，还是对土地承受能力和水源安全提出了挑战。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净水法案》，对饲养规模在2500头以上的养殖场规定了排放标准[3]。美国生猪产业的结构性变化促成了生猪产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美国的猪肉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

     目前国内对美国产业政策的研究，总体上仍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为主。美国的农业补贴始于经济危机时期（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并逐渐形成了以价格补贴、产量限制、粮食储备、农业出口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补贴体系。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在发挥巨大功效的同时，也产生了如农产品严重过剩，价格和收入补贴政策的不合理导致农业领域的垄断发展加速等问题[7]。除了受益于农业补贴体系之外，李冉等[8]还认为，美国生猪强大的竞争力与政府在生产社会化服务、确保质量安全、环境保护和促进出口等方面的政策密不可分。

     关于美国猪肉产业，国外学者主要从产业规模化和技术发展等角度研究美国的猪肉产业问题，主要结论是：美国的猪肉产业通过产业内部的整合，实现了规模化和纵向一体化；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对生猪养殖技术的研究改进，提高了养殖效率，使其在国际竞争中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国内学者则在美国猪肉产业整合的基础上，从美国的农业补贴体系、环境保护以及生产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探讨了影响美国猪肉产业发展的因素。目前，现有国内外文献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对美国猪肉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内部，外部政策因素对猪肉产业影响的研究较少；其次，对美国猪肉产业政策研究的针对性不强，不够系统全面，研究中虽有提及补贴政策对美国猪肉产业的作用，但同样适用其他产业，对美国猪肉产业的专门性政策提及较少。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我国政府将确保粮食安全列为六大任务之首，而猪肉产业与国家粮食安全息息相关，通过相对系统全面地了解美国的猪肉产业政策，有助于我国制定科学合理的猪肉产业政策，指导国内猪肉产业的发展。

     美国主要的生猪品种有杜洛克、大白、长白、汉普夏和巴克夏等[5]。2012年，美国有6.83万家生猪养殖企业，604家猪肉加工企业。一般情形下，生猪养殖企业接受猪肉加工企业的委托进行生猪生产，并不拥有生猪所有权。美国知名的猪肉加工企业有Smithfield、Pre-miumStandard、SeaboardCorp.和Prestage等4家公司，它们拥有大约50.5%的猪肉市场份额[7]。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出现和生猪养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美国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随之下降，大量的小生产者被市场淘汰，生猪养殖场数量下降，出现了规模变大、地理分布趋向于集中的局面。

     2012年，美国饲养生猪需要消耗的饲料成本为0.83美元/kg，医疗防疫、燃料动力费等经营成本为0.52美元/kg，其他间接成本为0.31美元/kg；按照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中间价6.3125转换，美国生猪的养殖成本为10.48元/kg。同年，我国出栏的生猪可产猪肉114.5kg/头，总成本为1683.0元/头，即我国生猪的养殖成本为14.70元/kg，比美国高出40%，生猪养殖成本具有明显的劣势。

     2004—2013年期间，美国的年生猪屠宰量一直处于平稳增长态势，但是增速较慢。2013年美国生猪屠宰量为1.12亿头，同比下降0.9%，比2004年增加800万头。同期，美国生猪存栏量保持在6000万头～6800万头之间。2013年生猪存栏量为6630万头，同比下降0.1%，比2004年增加586.33万头。美国生猪存栏量于2008年达到6817.68万头，创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各州生猪存栏量的差异较大，生猪养殖的空间差异性特征明显。截至2013年3月，爱荷华州生猪存栏量最大（表1），超过了2000万头，占全美生猪存栏量的30.89%。北卡罗来纳州和明尼苏达州生猪存栏量分别为870万头和765万头，分列第二和第三位。爱荷华州、北卡罗来纳州和明尼苏达州三州的生猪存栏量占到全美生猪存栏总量的56%。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2013年美国猪肉的出口量为226.45万吨，占世界猪肉出口量的32.26%。2004—2013年期间，美国的猪肉出口量年均递增22.89%，同期美国牛肉出口平均年增长56.26%，鸡肉出口平均年增长15.36%。2004—2013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猪肉出口从3.83万吨增长至22.55万吨，年均增长58.91%，超过美国猪肉出口总量的平均增速，占美国猪肉出口总量的比重从3.87%增长至9.96%，这说明在美国的猪肉出口市场中，中国的重要性在逐渐提升。

     美国对日本、墨西哥、中国、加拿大和韩国5大市场的猪肉出口占该国猪肉出口总量的79%。加拿大、丹麦、波兰、意大利、墨西哥是美国前5大猪肉进口来源地。中国对美国没有猪肉出口。与美国相比，我国猪肉产量是美国的3.76倍，但是我国猪肉既不具有资源禀赋优势，又不具有比较优势。通过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方式，合理利用美国的猪肉生产资源，有利于逐步提高我国猪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猪肉产业政策体系完善，不但拥有巨大的猪肉生产能力，而且培育了极强的国际竞争力。美国的猪肉产业补贴政策、空间布局政策、环境保护政策以及技术研究支持政策发达完备，值得我国农业生产部门学习和借鉴。

     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是在农产品生产过剩的背景下为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提高农场主抵御风险的能力，美国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生猪产业进行支持。

     美国农业部每年制定的采购计划中就包括对猪肉的采购。当市场供过于求时，联邦政府可以加大对猪肉的采购。2008年联邦政府采购猪肉的金额达到6260万美元，补充冻肉储备，保护了生猪养殖者的收益。美国农业部下设的风险管理局（RMA）实行了牲畜毛利率保险（LGM）。从2003年开始实行的牲畜毛利率保险规定，计算生猪养殖的预期和实际利润时采用玉米、豆粕和猪肉的期货价格，并非现货价格，这有助于增加生猪养殖业对期货和远期合约的使用。当市场价格低于签订的最低赔付价格时，将由承保人做出赔偿。

     美国猪肉产业的发展还间接受益于政府对玉米和大豆的补贴。据统计，2003—2012年期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对玉米补贴约47.3亿美元，对大豆补贴约15.26亿美元(EWGFarmSubsidyDatabase)。此项补贴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和价格的下降，弥补了因玉米和大豆不断下降的价格对种植者造成的损失。据美国农业部估算，美国60%的玉米和47%的大豆产量用作畜牧业的饲料。美国政府对玉米和大豆补贴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国内的畜牧养殖场和大型肉类食品公司。谭莹等[7]估计美国肉类食品公司年均间接接受政府对农业公司的补贴35.55亿美元。

     生猪养殖产业需要大量耕地和水等要素的投入，美国的玉米种植带一直是该国的生猪养殖主产区。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生猪养殖专业化程度提高，区域分工模式逐步形成：美国北部各州的生猪产量逐渐下降，而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和西部的俄克拉何马州生猪产量则急剧扩张。非传统生猪养殖地区生猪养殖规模的急剧扩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合约养殖模式的推广。

     猪肉加工企业和生猪养殖企业订立委托代养合同能够降低与调查、协商、转让有关的交易费用，减少两类企业之间猪肉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加强猪肉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协同性，降低生猪养殖企业和猪肉加工企业的经营风险。委托代养合同有助于增加美国猪肉产业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物资资本投入，扩大经营规模，并降低生产成本（McBrideandKey，2013）。

     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于1997年8月开始实施一项州法案，暂停规模在25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的建设(NorthCarolinaGeneralAssembly,1997)。该法案旨在给予当地政府充分的时间进行区域规划，调查合约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寻找废物处理的替代技术。与此同时，西部的州郡却因为开阔的地域、相对低的人口密度使得处理生猪养殖产生废物的成本较低。2004—2009年期间，北卡罗来纳州依然实行暂缓扩大生猪养殖规模的政策，而爱荷华州的生猪产业却乘机扩大规模，取代了北卡罗来纳州生猪企业的部分市场。在此期间，爱荷华州的生猪存栏量增加270万头，增长率为17%（McBrideandKey，2013）。

     美国的猪肉产业技术研发工作主要由大学和大企业内的研究中心承担。大学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州政府拨款，其次为联邦政府拨款。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进行支持，使得美国猪肉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不仅提高了猪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为猪肉产业内整合及结构性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有关2013年美国农场法案的预算报告指出，2014年联邦政府对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的预算支出为4100万美元，2018年该项支出将超过1亿美元。2014—2018年五年间总计支出将达到3.94亿美元，年均7880万美元。

     美国的猪肉产业因此在疫病防治、遗传育种、人工授精、营养健康管理、栏舍与环境管理等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先进的猪肉生产和加工技术也提高了猪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

     美国种猪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系统（STAGES）于1985年由美国农业部、普渡大学、美国约克夏俱乐部和美国猪肉生产协会共同出资成立，目前由国家种猪登记协会（NSR）利用系谱登记费用的资助维持日常运营。STAGES主要业务包括系谱和生产性能登记、品种改良等。美国猪的育种主要致力于繁殖力、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胴体质量的研究[9]。育种公司在品种、品系的选育中，每年进行数以千头的个体测定，他们采用DNA探针来测定应激反应基因，淘汰带有应激基因的种猪，有效地加快生长速度、提高屠体（即猪屠宰、放血后的躯体）质量。

     美国农业部分析结果表明，疫病防治对美国猪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5%，是决定美国猪肉产业生产效率的最重要要素之一。2011—2013年期间，联邦政府用于生猪健康项目的财政支出达到7200万美元，其中包括生猪养殖生产过程中对沙门氏菌和传统猪瘟病毒的控制研究。

     人工授精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优秀公猪，增加与配母猪数，加大公猪的选择强度，加快从核心群到肉猪群的遗传改进速度。2009年美国仅有20%的生猪养殖场使用了人工授精技术，但这些生猪养殖场的产量占美国生猪总产量的84%。

     生猪规模化养殖把猪饲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很容易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传统的养殖方式把动物的废料作为肥料返回到土地，而规模化养殖废料只能存储在泻粪池中，就地使用或运输到邻近的地方处理，这会导致土地对养料难以吸收，地表水中氮磷超标、水体的富营养化及污染，并造成土壤及水体的重金属污染，以及产生对抗生素有免疫力的细菌[7]；为此，美国政府制定并采取了以下环境保护政策。

     美国目前主要依据净水法案（CleanWaterAct，CWA）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CWA要求规模化养殖厂要制订全面的肥料管理计划，养殖企业必须要有符合联邦标准的存储和处置肥料的计划，包括适当规模的土地来处理肥料、符合气体发散限制的指导方案和确保氮磷最低流失率的控制措施。生猪养殖企业需要将此做成文件并报告给环境保护组织的监督员。美国环境保护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至2014年7月期间，违反CWA的企业处罚案件共计75件，处罚金额达到9173万美元，处理结果要求这些企业建立相应的污物处理设施。

     美国“环境质量激励计划”规定，生猪养殖者可以自愿参加补贴申请。在生猪养殖者采取环保措施后，政府通过事后的环境评估，提供以下两方面的补贴：一是分担环保工程措施实施成本的75%；二是激励补贴，主要是通过补贴，鼓励农牧民的生产活动达到政府的环境标准。根据2007年美国农业部环境保护部门的数据，包括爱荷华州、北卡罗来纳州和明尼苏达州等在内的18个州共申请建造了36个沼气工程项目，可处理超过51万头生猪产生的排泄物。由于沼气工程建造周期相对较长，建造成本高达3410万美元，按照“环境质量激励计划”提供环保工程设施成本75%的政策规定，联邦政府对生猪养殖场沼气池的补贴超过了2500万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净水法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猪的养殖成本，但“环境质量激励计划”对生猪养殖场的补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废弃物处理成本。从长期看，美国“环境质量激励计划”能够督促养殖场改进养殖技术，提高污染物处理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有利于猪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保证生猪健康、提高猪肉品质也有积极作用。

     我国是生猪生产和消费大国。2013年猪肉产量为5493.03万吨，消费量为5425万吨。按猪肉15.12元/kg的均价计算，2013年我国猪肉产业的年产值达到8130亿元。我国居民的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消费比重超过62%，是我国重要的肉类消费品种（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为促进生猪产业发展，2012年我国继续实施生猪良种补贴、生猪规模化标准养殖场（小区）建设等扶持政策，共投入104.49亿元资金扶持生猪产业。其中，为稳定基础母猪生产能力，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28.92亿元，共补贴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4781万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投入资金6.56亿元，补贴母猪1640万头。同时，为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猪生产的积极性，继续实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共发放奖励资金35亿元，奖励大县数目达到536个。2012年继续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建设，投入25亿元，共改造生猪养殖场8077个（2013年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

     然而，相对美国生猪产业，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以及生产技术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不够成熟，我国生猪产业链节点企业收益不均。我国应该结合国情，借鉴美国生猪产业政策中的有益部分。

     我国当前的生猪产业链中，生猪养殖者和屠宰场在不同的供求关系下，对生猪价格的定价权是不一样的。近几年为打击私屠滥宰而强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后，屠宰企业对区域内市场供求、价格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养殖环节承担了整个产业链中最大的疫病风险；同时，一元左右。这种情况造成了我国生猪产业链内生猪养殖和屠宰环节之间利益分配不均，养殖户盈利困难[10]。

     我国应鼓励各地发展生猪养殖的龙头企业，支持规模化养殖，形成纵向合作一体化的产业链条，与养殖环节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提高行业集中度；加大对育种及人工授精等技术的投入，提高生产水平和生猪品质；同时提供无害化处理技术的支持，减小规模化生猪养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符合设备卫生条件的养殖场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场，通过市场竞争手段解决定点屠宰场垄断价格的问题，实现生猪产业链内的利益调剂，提高养殖者的生产积极性[11]。

     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在造成生猪养殖户损失的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所以维持猪肉价格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可由政府牵头，构建加工企业、基地、养殖户、市场产销紧密结合的联结体系，以市场需求确定生猪产量。应推行“订单养殖”生产经营模式，为生猪走向市场建立长期而稳定的销售渠道，以此规避传统模式滞后性带来的风险，较好地保护养殖户的利益。应加强生猪生产信息的收集、分析、发布和生猪市场价格的预测、预警等工作，建立和完善生猪市场信息统计监测制度，指导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应完善冻肉储投机制，合理调控生猪市场的供求关系，扩大生猪活体，尤其是冻肉的储备规模及能力。可借鉴美国的补贴措施，对生猪进行直接补贴，弥补猪肉价格下跌对生猪养殖户造成的损失。

     根据2008—2015年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将我国主要生猪产区分成以下四个优势区：沿海优势区、东北优势区、中部优势区以及西南优势区。四个优势区在各自具有生产优势的同时，也都存在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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