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对猪种的干预中，通过不同地区的猪种间相互杂交，使其发生基因（核苷酸）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猪在杂交繁育中发生了基因的交流，其后代在染色体上插入或缺少了某些核苷酸序列和片段，因此产生了新的核苷酸序列或片段，从而在表型上产生各种变异。人类通过选择，把符合要求的（或喜爱的）留下，把不符合的（或不喜爱的）淘汰，加上各地环境和气候的影响，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各不相同的类群与品种。

     我们回顾历史，中国猪种与外国猪种之间的基因交流至少有下列几次。

     根据张仲葛先生对广东华南猪的研究，我国汉代时在广东已出现了体短腿矮、早熟易肥的小型猪种。从华南汉墓出土的汉代青瓦猪的外形来看，这种猪小耳直立，头短宽，颈短阔，背腰宽广，四肢短小。所以，在公元1-4世纪，“当大秦（罗马的古称）商人东来贸易之时，在广州发现了这种优良的猪种，必然引起他们对广东猪的兴趣，于是在离境之时，把它们当为奇货之一，便携带回国进行饲养或贩卖。”。这些猪种来到地中海沿岸，经过与当地猪杂交及人们的选择，育成了罗马猪——或称那不勒顿（Neapoliton）猪。

     关于中国猪种对欧洲猪种的影响，早在1860年德国学者那修西亚斯在研究世界各地猪种的头骨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他说:“过去在中欧和北欧的各个王国及英国各处地方，都是饲养着与欧洲野猪（Susscrofa）血统有关系的地方猪种，不过，现在这些品种已经到处在迅速地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印度野猪（Susindica）血统的改良品种”。同时还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叙述，“与欧洲野猪血统有关的猪种，如果混有1/32，甚至1/64的印度野猪血统，这就可以使前者的头骨发生明显的变异。”达尔文对那修西亚斯的这篇论文作了分析研究，认为，文中所说的“帕氏印度野猪（Susindica,Pallas）”,“其原种并不产在印度，而这个类群的最知名品种，是从暹罗和中国输入的。”

     那么，达尔文所说的中国猪，究竟是我国什么地方的猪种呢？根据近代国内外一些文献的记载，有的学者已作了介绍。如拉文（Levine，1920)说，“英国原产的猪种的体型是很粗糙的，当改良之时，曾加入过中国猪种的血液，所引入的便是广东的猪种，”以后，我国有些学者把引进英国的中国猪，称之为番禺猪，到了1958年，Briggs说得更清楚：“过去引进英国的中国猪种就是广东省的黑猪和黑白花猪。”

     中国地方猪种是什么时间进入英国的？据历史记载，清朝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政府为了便于征收税项和容易管理海船的贸易，一切外船只准停泊在广州来进行通商，因此，当时广州是唯一的国际贸易口岸。由于英国商人经常来往于英国与广州之间，当他们发现了广州附近的优良猪种后，便把它们运回本国。在18世纪的中叶，在英国本土中南部一带的地方，已有大量的广东猪种存在。它们与英国的当地猪种杂交，进行了基因交流，便产生了含有不同血统比例的各种杂种群，可供当地的人们选择。

     欧美近代几个猪种的育成过程可简述如下。

     巴克夏猪原产于英国中南部的Berkshire（巴克郡）、Wiltshire（伟劳特郡）及Gloucestershire附近乡村的一带地方。许多作者的研究认为，它是由中国猪、暹罗猪（Siamese）、和那不勒顿猪（Neapoliton）与英国的本地猪杂交而成的。Briggs（1958）认为，“巴克夏猪主要是由中国猪改良而成的，而这些中国猪是由广东省来的，该时引入的猪种是黑猪和黑白花2种，它们均具有体型中等，骨质细致，特别是早熟和脂肪沉积快的特点。”（图1）

   

     据Briggs（1958）记述，老的英国本地猪是一个体型大的、弓背、耳大下垂，大腿狭窄、行动快、成熟迟、体重常达到1000～1100磅（454～500kg），皮毛粗劣，呈沙色或红棕色。是欧洲野猪的后代。当时的中国猪耳小而直立，肋不深、背较平滑，腹常拖地，温驯，不耐寒，但肉质好。当两者杂交，后代在肉的品质上有很大的改进。在1830年后的30年间，巴克夏地区的猪种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在“黑色的体驱上出现六白颜色”这一毛色的猪种很快普及起来。巴克夏猪作为一个品种而出名是在1860年后的事。在1862年的英国Royal（皇家）展览会中，Royal农业协会才将巴克夏猪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分开，英国巴克夏猪协会是在1884年成立的，1885年出版了第1本《巴克夏猪种畜登记簿》（图2）。

  

     早在1818年，英国南部的约克郡附近的地方就出现了当地的土种猪，它是欧洲野猪的后代，据E.Day（1908）描述，早期的约克夏猪是一种骨粗、腿长的白猪，成年猪体重可达1000多磅（450多kg），背部隆起，成鲤鱼脊形，后驱发育不良，头部狭长，额窄而直，耳大下垂，有非常发达的鼻端和4枚锋利的牙齿，皮肤粗厚，全身披着很密和粗硬的刚毛，有的体色呈浅黄色，或呈棕红色，成熟很慢，瘦肉很多，肉质粗糙，性情很野，目露凶光，每胎产仔5～8头，它们是欧洲野猪的后代。习惯于草地和玉米地里放牧。当时也出现中型和小型的约克夏猪。

     据Plumb认为，大型约克夏猪的改良过程如图3所示(说明：近代用“线粒体序列变异”的研究证明，欧洲家猪和亚洲家猪是经长期彼此独立驯化而成的)（图3）。

  

     19世纪中期，美洲大陆被开发，大批移民来到北美洲，同时也带去了各地的猪种，欧洲的猪种（俄国猪、英国猪、爱尔兰猪和西班牙、葡萄牙的猪种），亚洲的（中国猪）和非洲的猪种相互杂交，逐渐形成了近代美国的一些主要猪种，如杜洛克(Duroc)、汉普夏(Hampshire)、波中猪(Poland-China)、切斯特白猪(ChesterWhite)等。

     波中猪(Poland-China)的原产地是在美国Ohio州、西南部MiamiValley的Butler及Warren一带的地方。在这个猪育成之前，这里的猪种相当复杂。因为当时有大量移民，从欧洲各地不断流入，于是把欧洲各地所分布的猪种都带入此地。当时，这里的猪种都杂得难以辨认，随哪国人民带入而随意给予命名。据说，最初育成此猪种的主要是由一种所谓俄国猪（Russianhog）和白菲尔德猪（Byfieldhog）与中国大猪进行杂交而成的。这种中国大猪是在1816年的时候，由一位名叫华莱士（Wallace）的人，从英国本土带来的。日后使用它们都与当地的猪种进行杂交，得到了不少优良的后代，为波中猪的育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英国带来的中国大猪，就是早期被英国人从广东带入其本土进行饲养的中国猪的后裔，这是毫无疑问的（图4）。

  

     切斯特白猪(ChesterWhite)的原产地是美国的Pennsylvania东南部的ChesterCountey，这地方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玉米带，因为这个地方最先育成了这个品种，故以该地命名。这个猪的最初来源，是在1818年的时候，由切斯特县的农民从英国购进了一批在英国改良过的中国猪，到达该地后，通过良好的培育，合理的饲养管理。进行有目的的杂交与系统选育，才逐步形成这个猪种，由此看来，它受到中国猪的影响也是无疑的（图5）。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梅山猪，由于其繁殖力高，又一次引起了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重视，并被引入这些国家，与当地猪种进行各种杂交试验，有的已培育出新的品系，一些猪群的繁殖性能得到改进，产仔数有明显的提高，对世界上的猪种再一次产生巨大的影响。

     据《文汇报》1979年10月19日报道，10月18日，中国农业部向法国农业部赠送了梅山猪、金华猪和嘉兴黑猪各3头。在上海举办了交接仪式。

     梅山猪和嘉兴黑猪到法国后，法国科学家培育出2个中欧合成系，嘉梅兰（Tiameslan）和太祖母（Taizumu）。太祖母合成系是由Gene育种公司于年开始选育的。用33头法国大白猪，24头梅山母猪，6头梅山公猪，4头（梅山×嘉兴黑母）杂交猪组成一个闭锁群，杂交和横交后代不作任何选择，第3～6代用群体继代选育法，所有母猪只用1胎，2001年进入第7世代，有选育群母猪300头，扩繁群母猪450头。“太祖母”合成系的主要性能：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29.2头，平均窝产仔14.6头，窝产活仔13.8头，达100kg体重日龄158d，背膘17.2mm，瘦肉率54.5%。

     1986年后，日本通过各种方式先后从我国引进多批地方猪种，主要是梅山猪。将它和兰德瑞斯猪或大白猪杂交，杂种母猪繁殖性能明显提高。

     美国也在1989年引进了中国的梅山猪。根据1982年中美种猪交流及技术合作协议，1988年9月27日由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与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署签订了出口144头种猪的合同（梅山猪99头，其中公猪33头；枫泾公猪24头；东北民猪公猪21头）同时美国迪卡博公司另购梅山公猪12头。每头猪售价为4000美元（当时美元:人民币=1:3.72）。

  

     图6是丹麦猪育种公司（简称“丹育”）当时（2003年）的驻华办事处主任提供的丹麦长白猪和大白猪1986-2001年产仔数的年度进展情况。可见自1986-1994年，其平均产仔数均在11.5头以下，1995年以后，则有明显上升，平均窝产仔数达13～14头，其是否与梅山猪的基因交流有关，大家心知肚明。

     以上的事实说明，中国地方猪种对国外猪种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同样，1840年后，外国许多猪种，主要有约克夏猪、巴克夏猪等进入了中国，与中国地方猪种杂交，出现了许多杂种猪群，有的通过选育，形成了新品种。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的大约克夏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皮特兰猪等，也进入了中国，它们对改变中国猪种的性状和猪品种结构发挥了具大的作用。可以说，在历史上各大洲之间猪品种或类群的基因交流，是迅速改良现代家猪质量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没有这种基因交流，现代家猪要达到现有的生产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

（南京农业大学，王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