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种猪市场空间的挤压和消费市场的导向是种猪企业转型的外在驱动力，那么企业对内提高种猪生产力，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需求则为内在原始动力。在内外双重动力的驱动下，旧有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种猪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入转型和升级的新时代。

     曾几何时，种猪价格一路飘红，种猪企业一直以它的高利润率而倍受各方资本青睐。然而，随着生猪市场价格的暴跌，种猪市场作为生猪的源头供应商，其市场也逐渐受到影响，尤其是2014年，各大种猪公司之间的价格战尤其激烈。很多嗅觉敏锐的种猪公司似乎已经闻到硝烟弥漫的味道，或开始积极扩大投产商品猪生产，或寻找志趣相投的大型集团“傍大款”，或者干脆将公司打包寻求合适的买主，不过也有些公司坚守在育种领域，一步一个脚印......

我国种猪产业尚在初级阶段

     随着养猪业的迅速发展，与中国作为世界猪肉生产大国严重失衡的是，我国的种猪质量却一直没有太多的实质性进展。“国际种猪业选种和产品个人认为已进入3.0向4.0版本的过渡阶段，而我国种猪业还在2.0版本的初始阶段”，原美国谷物协会养猪室主任闫之春认为。其实，对于现代育种理论的掌握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但在坚持育种的基础性工作和遗传评估体系建设等方面，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这就表现出种猪产业间巨大的差距。

     第一，种猪产品的差距。在种猪质量方面，在闫之春看来，国外种猪育种已经完全做到专业化和精细化，“比如饲料转化率的测定，国外可以做到个体测定，这是3.0阶段的标志之一。而我国受设备、企业追求利润的局限性大部分做不到逐个测定。在对肉质的选择方面，国外已经进入到对瘦肉质量，包括肉色、风味的选择，而我国能进入到该阶段的种猪企业少之又少，大部分企业还停留在提高产仔数、生长速度和瘦肉率等指标上，这是2.0阶段的工作。现在世界上有些先进的种猪企业已经开始重视个别的抗病指标，这是种猪产业4.0阶段的标志。”

     第二，育种方法的差距。世界最大的种猪公司PIC早已致力于基因组测序为技术手段的育种工作，当然，这与多年的遗传数据积累、强大的技术平台支撑和资金投入密不可分。我国育种目前基本还处于国外2.0早期，因为我们还在如何更快地选产仔数（因为传统方法很慢），测定生长速度、瘦肉率等方面努力。第三，服务意识的差距。近来来，种猪

     公司可能会发现一种现象：在某个原种猪场生产性能很好的猪到另外一个种猪场扩繁后，生产性能远远不如原场。除去饲养不当、管理不善等因素，其实很大的原因是种猪生活环境的差别太大。“个人比较反对省级的中央测定站条件太好，其实全空调间里出来的种猪并不适合一般性的种猪客户。”闫之春认为，国内种猪企业应该模拟未来5年可能出现的养殖环境进行育种，有条件的可进行多场联合育种，但要保持环境的一致性。他举例说明，“国外某专业育种公司有30多个核心场，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各核心场之间交流后，可以实现按照下游客户的不同环境培育不同的种猪。简单说，下游客户的种猪生长环境好，上游种猪公司就提供生产性能潜力非常大的种猪；下游客户的环境一般，上游种猪公司就建议提供耐受性相对好的种猪。”专业化的种猪公司具备为客户匹配产品的能力，而国内的种猪公司尚未建立这种深度匹配的服务意识。

     第四，对接市场的差距。国外可以做到种猪市场直接与消费市场对接，而我国目前则缺乏长远的育种眼光以及直接联系市场的有效经济实体。举个例子说，国外的种猪企业之所以发展很快，与屠宰场的逐头按品质评估瘦肉的定价原则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对活体猪测三点背膘、眼肌厚度等指标，在这种优质优价的定价体系的导向作用下，育种先进的种猪公司很快脱颖而出。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屠宰企业仍处于按量走价、兼顾肉质（主要在瘦肉率等方面）的阶段，这也就无法对上游的种猪企业形成良性的竞争压力。

     第五，育种资金、人力的差距。我国缺乏牢固的基础性育种工作，猪育种依赖于长期坚持不懈的性能测定，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积累大量有效的育种数据记录，这是制约我国猪育种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产业处于初级阶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产业里的企业满足于现状，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经营的思维。而当生猪进入微利时代，首当其冲受到其拖累的种猪企业也定会痛定思痛，其转型的原动力也渐强。

     养猪业的发展趋势是规模化、集团化，种猪行业也会越来越集中，现在一些大的种猪公司都在合并、重组，种猪行业也不断走向专业化。1980年，美国大型育种公司的市场份额只有25%～30%，而小规模育种者占到了70%～75%。近年来上述格局完全倒置：美国小规模育种者的份额只有不到10%，大规模育种公司前三家就占据了75%的市场份额，其中PIC占北美市场约45%的份额。我国目前有7000多家种猪企业，中小规模占据主体地位，是美国80年代的产业格局。但未来5～10年，以规模化养猪场和散户为主体的养殖格局形成后，种猪产业将走向聚焦化、专业化。“目前大部分养猪企业的繁育体系还没有建好，等他们把自己的繁育体系建好，就不会再去引种，除非种猪企业的种猪有超出养猪企业的突出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很难实现，因为大家同样是从外国引种。但中型规模的养殖场不可能做到这种水平。散户当然也做不到，但散户可以拼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常州康乐农牧集团总经理黄小国认为，当巨头和散户占据中国养猪业主流的哑铃型格局形成后，未来种猪企业的生存空间将非常狭窄。

     目前，我国大部分种猪企业发展阶段的情况分四个阶段，包括：第一阶段，企业重心放在生产的生产导向阶段；第二阶段，企业重心放在销售的导向阶段；第三阶段，以性能水平为重心的价值导向阶段；第四阶段，以消费者需求为重心的价值链阶段。我国养猪企业刚进入第三阶段，从以销售为导向开始向以性能为导向的过渡。“随着中国人对肉类的多元化需求日趋明显，对猪肉的需求由量逐渐向肉质和口感转移，这种消费导向都将促使育种企业更加重视对瘦肉率和肉的品质（色泽、口感）的选育。”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立贤认为，虽然我国种猪企业尚处于以性能水平为重心的第三阶段，但以消费导向为重心的第四阶段将指日可待，种猪企业需要做好准备。

     近年来，种猪价格不再是一路飘红的阶段，随着生猪市场进入微利时代，种猪企业的利润率下滑或将成为常态，这就促使企业对内提高盈利能力。我们来计算一下种猪的成本。不同品种价格不同，我们以约1000元/头计算，假设一头母猪使用年限8胎，平均每胎存活9头，则每头仔猪分摊的母猪成本约14元。通常每头母猪按照一年两胎进行计算，其中空怀期10天，妊娠期114天，哺乳期28天，保育期42天计算，则每头仔猪在出栏前分摊的饲料成本约为267元。另外，每头仔猪还需要分摊防疫成本、人工饲养费用以及疫病风险80元，一头仔猪总计要分摊的成本就361元。随着人工、饲料价格的上涨，361元的成本线大有可能上浮！企业能做什么？降低自己的种猪成本，提高种猪收入。

     再来分析影响种猪收入的主要因素：一是公司拥有的能繁母猪数量，二是仔猪或者二元种猪的价格，前者与公司的产能和养殖技术相关，后者与生猪养殖行业相关。在无法改变行情的情况下，种猪企业要在未来实现好的收入，必须在扩大产能和提高种猪养殖技术上下功夫，扩大产能需要大量成本，那么企业必须转型“自救”提高盈利能力：强化技术，优化管理，提高种猪生产力。

     种猪企业在内外双重动力的驱动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入转型和升级的发展新时代。转型，转得好才会活下来；不转型，一定会死。问题的关键是，转型，如何转？转向何方？

     坚持做育种，成立育种公司。目前种猪公司有三种主要类型，包括：大型国际一体化公司、大型种猪公司、中小型种猪公司。我们知道，育种需要长时间的遗传数据积累、强大的技术力量和资金投入，因此，未来，能坚持育种的中国种猪企业一定具备上述几种关键因素，其中仅拥有庞大的核心群遗传数据，并坚持收集，这一点只有大型种猪公司才能做到。“大型种猪企业要抓住自己的庞大核心群优势，迅速采用新技术将优秀的种猪资源纳入到群体里”，闫之春认为。而温氏集团育种总监吴珍芳也表示：“近年来，温氏与PIC签订了不少合作协议，这是温氏种猪向国际化迈进的第一步；另外，温氏始终是处于一个内循环的状态，没有竞争就很难进步，与PIC合作也是企业转型创造竞争机制的需要。”

     “抄近路”转向商品猪场。不同的种猪公司有不同的优势，对于既有自己的核心群又有能力转向商品猪场的公司来说，如果核心群遗传资源不足以建立自己的繁育体系，企业又不具备过硬的技术和资金平台，转向商品猪场也是不错的选择。“种猪企业不建立自己的繁育体系会很难生存。除非像欧美那样，在单纯一个品种领域不断突破。如果选择这条路，我认为要‘做小’而不能‘做大’，但要有大的战略和想法。育种是需要技术和长期实践的积累，但在行业发展大趋势下，我们没有时间慢慢积累，中国经济弯道超车，我们一样可以抄近路，直接买好的种猪，发展商品猪。”常州康乐农牧总经理黄小国认为，种猪企业如果成为不了某一领域的顶尖育种公司，“抄近路”发展商品猪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但转型商品猪场，引进的猪种一定要符合中国市场的需要。

（柏丽华，  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