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价之所以牵动社会广泛的关注，与生猪及产品的特性相关。

     一是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包括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物价消费指数（CPI）、产品价格指数（PPI）等重要指标。作为肉类消费大宗产品的猪肉，在其生产的过程中，不仅与饲料原料、设施人工、屠宰加工、运输流通、零售各环节的成本利润密切相关，而且与消费者收入和消费水平、消费季节和习惯、工农业产品以及其他肉食品供求等等都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将猪肉价格纳入了物价消费指数（CPI）重要的统计内容之一，并制定了调控预案。

     二是与我国肉食品消费结构的改变相关。据对猪肉消费结构统计，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占58.7%，较1980年的87.6%下降了28.9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36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餐桌肉食品更加丰富多样。同时，禽蛋奶、尤其是牛羊兔肉产品价格的连年上涨，以及生猪价格的大起大落，也表明了肉食品存在阶段性的供求矛盾，还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

     三是与畜牧业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变相关。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历经了传统养殖阶段、数量型阶段和现代畜牧业发展阶段等3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生猪养殖主要靠千家万户用米糠、玉米、麦麸、红苕及青绿饲料等饲养，“养猪为过年”、“床上住人，床下养猪，人畜同舍”，就是当时农村传统养猪业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为满足市场需要，伴随着饲料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促进了养猪业的数量型发展。本世纪初起，随着城乡居民温饱型向健康型的转变，养猪业也开始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特别是2005年后，“适度规模、人畜分舍、粪污沼气”、“环境友好、生态循环、品种优良、种养结合、饲养标准、产品优质”等先进科学的理念得到认同和推广，生产方式正向健康可持续的现代发展方式渐进转变。同时，养殖成本逐年推高，集约化、智能化、信息化和产业化程度不高，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要求还远不相适应，致生猪价格时常“过山车”。

    四是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的利益相关。改革开放36年来，生猪价格市场先后经历了6次剧烈波动，其中3次价格年环比波动的幅度超过50%。近3年来，年度内或跨年度猪价的剧烈波动明显增加，对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城镇“菜篮子”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从生产者来看，全国适度规模场户比重虽有大幅提高，但现代化养殖水平和产业化运作不高，抗动物疫情和抗市场价格“两个风险”的能力还很弱；从消费者来看，中低收入家庭仍然占多数，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将直接影响其生活水平。因此，生猪价格过低过高都将直接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的利益。

     五是与生猪产业链内联环节的利益机制相关。目前，我国生猪生产产业链包含饲料产销、生猪饲养、生猪贩运、屠宰加工、猪肉批发、猪肉零售等6个主要环节。由于贯穿6个环节的大型产业化企业很少，各自为政的环节居多，所以养殖环节在价格平稳期和低迷期的效益话语权显得特别弱势，只有生猪数量严重供不应求时效益才凸显出来。四川在2013年上半年开展的生猪产业链效益分配调查中初步发现，生猪价格低迷期每头育肥猪效益分配为：饲料产销环节170.80元、生猪饲养环节4.07元、生猪贩运环节37.57元、屠宰加工环节35元、猪肉批发环节64.28元、猪肉零售环节172.51元。从中看出，2013年上半年价格低迷期生猪产业链中6个环节的效益分配中，猪肉零售环节的效益最高占35.63%，饲料产销环节其次占35.27%，而饲养环节效益垫底仅占总效益的0.84%。2014年上半年价格低迷期饲养环节每头亏损甚至高达500元，而其他5个环节只赢不亏。养殖效益不稳定对产销影响极大。

     以上5个方面充分表明了生猪及产品与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养殖生产（发展）水平、消费者和养殖者的利益，以及养殖各环节的利益联结机制等息息相关，生猪价格的稳定与否涉及到社会和谐的大局。

     讨论猪价谁说了算的问题，需了解价格机制的一些概念，否则讨论中极易出现思路偏颇、以偏概全、结论谬误。价格机制由形成机制、运行机制、约束机制和调控机制等4个层次构成。总体来讲，商品价格的确立与国家经济体制、生产要素、商品内在价值、供需关系等等关联，尤其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宗或特殊商品的价格，不论何种经济制度下的国家都有其价格的约束机制和调控机制。因此，作为关乎民生消费的大宗猪肉商品，生猪价格与其他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属性一样，是生猪价值的表现形式，具有其价格学的特性和机制。商品价格的决定权，不同的经济体制权属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说了算。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商品价格的形成、运行、约束和调控都由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进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商品供需关系等来确定。关乎民生消费的大宗猪肉商品，生猪价格的定价权掌握在政府手中。

     市场经济体制下多数商品由市场说了算。成熟期的市场经济，绝大多数居民日用消费商品价格的决定权通常情况下掌握在生产经营者手中。但是，价格的形成和运行还将受到价值以外的货币价值、供求关系、国家政策、国际市场、市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对特殊产品、大宗商品仍会运用价格的约束机制发挥特殊时期或阶段性宏观决策、微观调控的作用，只是调控的时机、约束的力度不同而已。

     改革开放后，我国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以猪肉为代表的涉及民生大计的大宗产品价格，既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说了算，也不可能完全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多数商品以市场说了算，而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

     近年来，每当讨论猪价“过山车”的问题时，“让猪价市场说了算”的呼声此起彼伏。此声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希望政府少些干预，更多地让市场通过自身供需调节的功能逐步实现猪价平稳。但我认为此观点并非全面，如果非要我回答猪价谁说了算？答曰：“现阶段猪价谁说了都不算”。因为“让猪价市场说了算”不符合现阶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情。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脆弱、很不成熟，市场调节的机能还很不健全。“蒜你狠”、“姜你军”可以市场调剂，价高可以不买少买，短期不影响大局。但作为大宗产品的猪价“过山车”却会影响社会和谐。二是城镇化进程虽然较过去有所加快，但养殖业现阶段仍是我国人口众多的农民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猪价“过山车”将直接影响农民增收。讨论猪价谁说了算的问题，理念上要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之上，角度上要站在政府必须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利益”之上。

     猪价能否“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回答是肯定的。但需要相当的时间真正实现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市场调节机制更加健全。养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品种优良、环境友好、圈舍标准、设施智能、管理规范、产品安全、资源节约），产业链各环节利益的分配趋近合理（养殖环节有话语权），生产及市场供需的量价信息畅通，市场其他资源的配置切实有效等，实现市场调节良性运行。

     其次，政府调控手段更加成熟。生猪产量及价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统计准确、发布及时；冻猪肉收储的数量和时机，以及进口猪肉的投放，在时间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及时有效、手段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收”与“放”自如。只有政府多部门的配合娴熟与智慧决策，才能促进调控手段更加稳健有。

（四川省畜牧食品市场信息中心主任，钱亮）